“中国的企业家很朴素，他可能没有总结出来，没有讲得很透。”曾鸣教授说，治理研究者的任务是要把这些道理总结出来。在达文波特所著的《商业思维》一书中，他认为治理学者们是这样做的，“他们看到或听到某人的做法很有意味，就会在更大的背景下对之进行诠释解说，并编入书中供他人了解。”
袁岳说，中国企业家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是在现实的经营经验中间的试错和体验，而只有这个体验才是未来激励中国产生较好的战略治理模式的资源。今天我们体验得到的东西，不管是正面、负面的，价值远远大于目前为止还留在书本上或者课堂上的东西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要对中国企业家所进行的战略实践抱着赞许和鼓励的态度。姜汝祥承认，他批评中国优秀的企业比较严厉，这是因为，“当所有的人都在说你好话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我说重一点，不然你记不住。”
我们剧变的商业环境轻易造就赢家，也很轻易把赢家推向深渊，譬如秦池酒业、爱多ＶＣＤ、郑州亚细亚商场，研究这些失败者的著作有不少有极大的影响，譬如吴晓波所著的《大败局》和方向明所著的《研究失败》。相对而言，对赢家的研究则轻易流于表面，不是独立的研究，一些企业传记甚至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发展历程。在国内，经济学家们依然主导着宏大层面上企业治理的发言权，他们会对一些细节问题提供个人的洞见，然后将话题引向他们更为擅长的体制、制度、产权等等。
对中国优秀企业真正的成功经验的总结，并将之提升到更大的背景下可能是我们最缺乏的。诚然，正如姜汝祥一再强调，商业界需要一种理性的精神，“我们随处可见一些完全错误的东西正在被当成真理在传播”。（《姜汝祥：“道”与“理”》）
中国的治理聪明在什么地方？只要稍微转换一下视角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家电业可能是中国治理聪明的主要源泉之一。假如一家企业利用产业机会，在5年内获得了几倍的投资回报率，然后在产业转入衰退期的时候顺利退出（并且没有留下隐含的问题），在它短短的生命周期内它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？中国家电业或许没有这么完美的例子，但假如变换视角，我们会发现中国家电企业有价值得多。江浙活跃的中小企业非凡值得研究，它们在非常狭窄的细分市场内做强做大。台湾地区的企业有类似的特点，当然它们的规模比浙江的中小企业要大上几个数量级。
